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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续增:《诗经》证明我们曾浪漫过

来源:搜狐网 发表人:怀恩网 2016-08-11  浏览量: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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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历史长久的民族都有信史以前的史诗时期。大局部民族的史诗的内容都是讴歌他们的民族英雄,描绘他的神奇和威武,描绘他英雄利剑下的血与火;而我们的民族则不同,我们汉民族的史诗是很浪漫的田园诗歌,它的内容大多是吟唱纯真的爱情,描绘战争的田园劳动。这些诗歌的最可贵之处是,它是我们祖先在生活中很自然的感情流露,有的是劳动中自娱自乐,有的是感慨生活的艰辛,有的是对统治者的讥讽,……这就是《诗经》和它所记载的那段历史。从那些喜闻乐见的精巧文字看,那些从人们心田里流出来的歌词是那样的浪漫、那样地自然,他们有着作为后人的我们所缺乏的浪漫情味。我们怎样就没能把祖先的这个优点继承下来呢?

 

  比起其他民族的史诗,我们民族的史诗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真实。其他民族的史诗,绝大多数并没有文字版本作为根据,在人们长期的口头传唱中,传唱者“或损之、或益之”能很随意地加上本人个人的感情,传来传去,不晓得有几元阳能坚持下来,也不晓得何年何月加上了什么人的加工。而我们的《诗经》则传唱的时间相对较短,像是“趁鲜”采来的,而以文字的方式记载至今。这样能够保证历经千年不走样,原汁原味,让三千年以后的我们能体味祖先们的生活情味和感情生活。只是比起《荷马史诗》、《出埃及记》那样局面庞大的诗篇来,《诗经》里一首首诗歌都太短小了。

 

  我们的《诗经》记载下来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我们也有把握地说,那时的民风憨厚,社会关系相对轻松,君王也比后来的皇帝王侯要贤明得多。我还置信,整理《诗经》的孔子也是真心肠推崇那时的形成那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为了到达什么目的而借古讽今或托古改制。

 

  《诗经》里一首首美丽的小诗为什么那么浪漫?它是怎样产生、怎样传播的呢?

 

  在西周社会初期和中期,天子遭到天下诸侯和百姓的拥护,天下是安定的,人民生活是调和的,固然不能说有多么幸福。周天子以“礼”统治天下,臣民则按“乐”的请求向天子汇报社会问题和提出倡议和呼吁。

 

  但是到了孔子时期,状况就不同了。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时曾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

 

  “礼”是统治者依照祖宗制定的道德标准来管理天下大事;而“乐”不是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音乐”或“文娱”,而是一种典礼、一种制度标准。比方产生“诗经”的“采风”,就是“乐”的一种。周天子每年要派遣专职官吏到各处去“采风”,也叫“采诗”,以理解民情。那时交通条件、传媒手腕都极端落后,以至文字规范都不统一,也只能用这个笨办法停止社会调查了。

 

  《汉书•食货志》所描绘的采诗过程很是有趣。每年正月,集体寓居的人们将分散的时分,主号令的长官摇着木舌的铜质大铃铛在大路上巡视,采集为人们所传唱的民间小调。人们也乐于把本人和本人所寓居地域的民谣唱给采诗官听。这个过程是完整自愿的,因此人们有什么就唱什么,爱情的也行,劳动的也罢,反正只需是内心的真实反映,都在采集之列。遇到有坏官当道时,也把心中的不满唱出来。人们不用惧怕由于挖苦了官吏、以至批判了天子也不用担忧遭到虐待。由于政治虐待对他们来说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采诗官很认真地将诗歌原本来本地记载下来。记载下来的不只有歌词,还要把音调和旋律一同记载下来。采诗官用什么符号、用什么办法把音调和旋律记载下来,如今曾经不得而知了,但是能够想象的是,要想当好一个合格的采诗官,没有点音乐天赋是基本没门的。

 

  采诗完毕后,从各地返回的采诗官们集中到京师,有宫廷中专职乐官依据乐谱先让乐队排演,一切就绪后,就要在正式的典礼上唱给天子和百官们听了。天子在音乐声中听取“民呼”,古人称之为“省风”。

 

  为什么一定要以“乐”的方式来听取汇报呢?

 

  一是那时的先民们很擅长唱歌。生活中劳动中的真实感受能很自然地流显露来,不用刻意雕琢;也正由于是真实感受,也就很容易惹起共鸣,构成传唱。——我们汉族人在长期的灭人欲的专制统治中唱歌的天赋慢慢地退化了。越是都市,政治力越强,人们就越不敢敞开心扉,唱歌的天赋也退化得越凶猛。民歌至今能在那些偏僻的山区残存下来,也是这个道理。唱歌如此,跳舞也是这样。这些都被掌权者以“淫逸”为名被取消了。人们要唱,只能传唱从宫廷和堂会里传出来的戏曲宫调。两千年来文娱权益只专属于统治者。

 

  二是古代用以记载汇报内容的“纸张”太过昂贵,汇报时不能长篇大论。于是就把最能反映状况的主要内容浓缩、再浓缩,最后记载到珍贵的“纸张”上,——那“纸张”是帛、竹简,或者是皮张。由于信息量极小所用的笔也没有今天的笔那么好用。于是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首首短小精悍的诗篇。

 

  假如天子只像我们今天读《诗经》那样,只看文字,省去谱曲奏乐有什么不妥呢?——那样很容易作假。进来采集诗歌是个很辛劳的事情,采诗官假如图省事造个假相对容易,要是本人谱出不同地域作风韵律的乐谱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那时被派进来采风的官吏遍及天下,从东海沿岸到戈壁滩边缘,从长江流域到黄土高原,大致包括今天山东、河北南部、山西、陕西、甘肃东部、河南、以及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北半部。各地的“风”要有各地的味,采风的官员只要不辞劳苦,亲身深化民间认真工作,才干完成任务。

 

  三是当时的人们的浪漫和社会的调和,那时的统治者置信“歌为心声”,一切被人们传唱的民歌都是人民意愿的自然流露,没有今天人们那种言不由衷的坏缺点,使得人们能把调查研讨以相似文娱的方式分离起来。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周王朝乐官泠州鸠说:“天子省风以作乐。” 天子省风,百官也要一同参与听取汇报,这是每年的一件大事。想当然其范围一定很大。这是一次集中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难得的时机,各地的官员的政绩也能够在这样一个场所中被鼓吹或者揭显露来。这是真正的“寓教于乐”。

 

  西周取代殷商成为天下共主以后,吸取了商王朝昏庸丧国的经验,发明出了西周初年君民同乐的调和社会,这在许多民歌中表现出来。《芣苡》给人不光是田家少女高兴劳动的美感,似乎还能听得到她们动作中衣衫相擦的袅袅余音;《桃夭》写的是少女美丽的容貌,还随同着对她家庭和美的祝愿;《关雎》更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佳篇,千百年来写少女纯情的诗歌,没有再能超越它的了。

 

  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先天缺乏,是树立在一个不存在的假定之上,那就是家和就等于万事兴,国运祚就万事大吉。殊不知,当人口对资源的均衡被突破以后,人性就会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发作变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决议了革新消费技艺的滞慢,在不改动消费方式的状况下,基层民众的生活边得越来越艰苦。上上下下的掌权者(原本他们也是由于优秀才被推选上来的)也在资源短缺的状况下不可防止地变得专横和糜烂,这是由于当时制度的简约形成的。《诗经》晚期作品中就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示不满和乃至忿恨的内容。

 

  《相鼠》直斥卫国国君的无道:“看哪——老鼠都有皮,而你们却无仪!看哪——老鼠都有齿,而你们却无止(耻)!看哪——老鼠都有体,而你们却无礼!”《苕之华》是歌者抗议这样一个理想:到了灾年,统治者能够吃饱饭,而百姓们只能饿肚皮。《何草不黄》是谴责贵族为了本人的地盘和利益,却叫征夫常年累月地在原野里出没,过着非人的生活。

 

  虽然压榨严酷,黎民百姓却没有用对抗的方式争取权益,对抗统治者。《诗经》也提醒了这样一个理想:我们的祖先只会以流亡的方式来对付压榨,“惹不起,躲得起”从那时就开端了。在当时上百个国君和更多的贵族当中总有相对仁厚一些的统治者,黎民们就用流亡来选择“较好者”,而国君们也有不少有远见者吸收别国的流亡者。这就是《尚君书》中说的“徕民”政策。《北风》记载和描绘的就是卫国的农人们不称心荒淫无耻的卫国国君,号召亲友们马上行动起来,不要顾忌大风大雪,一同携手同行逃离卫国。《史记》中对这段大范围流亡还有文字记载。直到公元前661年卫懿公在内乱中被杀,卫国曾经有几十年的内乱外患了。《史记•卫康教世家》中说卫文公即位后,决计整理朝纲,采取紧急措施召回以前逃散的卫国人民,这就是史书上的“收卫民”政策的来历。

 

  一切这些并不是多么好的音讯也都在周天子驾前非常文雅地以“乐”的形势汇报过,但是此时的周天子曾经没有有力的措施处理这些问题了。这预示着大范围的骚动已为期不远,“春秋无义战”行将开端,本来开端是田园畅想曲的《诗经》也接近序幕了。

 

  《诗经》不是依照“上头”的尊意做出来的赞誉诗,它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它愈加添加了历史价值,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珍宝。从中我们不但理解了真实的社会场景,也窥探了祖先们的灵魂,我们非常兴奋地看到,那时的华夏先民们灵魂还未被奴化,君主们包括天子也能认真地听取来自民间的呼声。

 

  《大雅》中的《荡》就是召穆公直面劝谏周厉王的诗。召穆公借古讽今,“颠沛之揭”(残暴骄淫)就会“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正告周厉王承受殷王朝沦亡的历史经验,改弦更张。但是周厉王仍然故我不听劝说,果真不久后就发作了臣民上下分歧驱赶周厉王下台的事,那事发作在公元前841年。在这以前,中国没有年号,就由于驱赶天子是一件容易让人们职责为“犯上作乱”,代行职权的摄政者们战战兢兢地记载着所筹办的每一件事情,什么时间干了什么,好在后来移交权柄是能说的分明(后来还就是依照预先的想象,把权柄交还给了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姬静)。这一年就成了中国编年史的开端。那一年叫共和元年。从这个事情来看,那时的国人比起他们的后人来,是那样地率真;我想这是由于长期的专制暴政让我们的民族失去了我们原本具有的许多美妙的东西。

 

  我们不是在说《诗经》时期社会生活多么幸福,而是说那时先民的生活固然艰辛,但灵魂未被扭曲,不用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奉命去说愿意的话。不论对面是谁,还有说真话的自在。天子与平民之间也有共同的言语,社会中没有如今那么多的虚伪和做作。这就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倾全力讴歌上古时期并竭力鼓吹他的“克己复礼”理论了。

 

  美国现代学者L.F.斯东以为:“任何一个社会,不管他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目标,假如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的自在,就不是一个好社会。”(《苏格拉底的审讯》三联书店,1997年版)。

 

  如此看来,《诗经》时期的中国社会就不能算是斯东所批判的那种“不好的社会”,然后来进入长达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以后则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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