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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史传的成就与意义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发表人:怀恩网 2015-07-02  浏览量: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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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学的成就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们是教团内部所撰写的记录佛教历史的书,是研究佛教史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于印度佛教缺乏历史的叙述,中国史籍里包含众多关系印度(包括中亚)佛教的和一般历史资料;佛教文化乃是支撑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史学也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佛教史籍记述的资料往往与列朝史事相关,许多史料可补一般史籍记述的缺失和不足。而这些著作被当作佛教典籍流通,必然会对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影响。

 

  佛教著述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僧传一类。而南朝士这一类著述的奠基、发煌时期。

 

  梁启超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而与佛教史学有密切关联者更有三事。一是南北分裂,引起人对于边疆、特别是西北边少数族和异域诸国情况包括历史状况的重视;二是地理之学得到突出发展,佛教发源之地的外国史地自然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三是自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政治之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陔余丛考·谱学》),佛法也有传承历史,佛教人物及其行迹、佛法传承关系、谱系等等,构成佛教历史的重要内容,形诸僧传之类著作。

 

  僧传不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南朝诸多僧传今仅存僧佑《出三藏记集》、宝唱《名僧传》的节钞一卷和慧皎《高僧传》。它们相继完成于天监九年以后的十年间。其直接原因显然和梁武帝崇佛有直接关系。

 

  僧佑精通内、外学,《出三藏记集》的《述列传》三卷实际是僧传。其前两卷传主二十二人附传十三人,是西来译师的传记;后一卷传主十人附传三人,是汉地弘法及求法大师的传记。写作这些传记,僧佑都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即观念上重实录,所谓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写法上则仿效《史》、《汉》以来列传体裁,刻画人物,描摹事态,注重塑造具有鲜明的典型性格。

 

  宝唱的《名僧传》三十卷是第一部僧人类传,日本存沙门性宗摘抄本一卷。该抄本的内容包括原书目录、节抄和“说处”(逐卷摘录的要点)。从目录看,书里收录后汉至南齐僧人四百二十五人,并分为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史等七科。这种分类并不严密,却是僧传中“类传”的滥觞。现存节抄和“说出”内容则主要是关系弥勒信仰的。宝唱另有《比丘尼传》四卷,从具体内容看也是如《名僧传》分科的。

 

  慧皎《高僧传》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总结性著作。“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本书传主自后汉至梁初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余人。由于作者见闻所限,所述基本是江左人物。作者写作态度谨严,内容主要取材书史文献,均有所本;虽然出入诸家,但却善于抉摘取舍,融会贯通,浑然成一家言。本书的史料价值为治史者所公认。这部书在宝唱书类传体基础上加以完善,分为十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另有一卷《叙录》;每门之后,系以论说,类似于有关门类的史志和评述。以后的僧传大体同样分门而名目有别,重视教理、重视史实的精神则一直被延续下来,这种类传体例从此定型为中土史传作品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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