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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清学者拓心胸:章学诚

来源:互联网 发表人:怀恩网 2013-08-25  浏览量: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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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像

摘要

章学诚处于乾嘉时期考证风气盛行、哲理思维相对薄弱的时代,他逆于时趋,以救治学术流弊、推进哲学探索自任。他对《周易》等儒家经典作了具有特识的新阐释,尤其是,他集中于关系到认识社会进程和学术根本宗旨的历史哲学层面,总结出三项重要命题。他自觉发扬思想史上优良学风,倡导摒弃错误学风,其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的动力,其哲学探索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创新性特点,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当之无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他活动的年代,是乾隆年间至嘉庆初年。在学术上这是很特殊的年代。当时的学术特点有二:一是考证学达于极盛,“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二是学者们普遍忽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只在故纸堆里讨学问,闭口不谈现实问题,如龚自珍诗所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初顾、黄、王诸大家反思历史、总结盛衰教训、针砭现实弊病、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至此大为褪色。尽管有的学者如戴震、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等,提出过具有卓识的见解,但就总体而言,乾嘉时期的学者理论思维比较薄弱。

处于这个时代,章学诚堪称是一位特立独行者。他善于独立思考,认为做学问应有“别识心裁”,不能盲目跟着风气跑。他看出问题的要害所在,指出考证学风的背后存在严重的弊病,只满足于细小问题的考证,忘记了治学的大方向。他批评烦琐考据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故此,章氏学术在当时不被认可,自称“颇乖时人好恶”,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勇敢地顶着风气走,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致钱大昕的信中,他说:“载笔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章学诚遗书》卷二九)

章氏的学问,包括两个大的层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学术史进行总结,包括对当前学术风尚作剖析,以及对两千年史学流变作探讨。二是作哲理的探讨,讨论历史哲学,为此,他写有《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原道》上中下等重要文章。这两者都是乾嘉时期极需要做、而只有他做到了的。所以,他不仅是出色的史学评论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两者都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章氏学术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梁启超是章氏百年后的知音,《清代概论》中赞誉《文史通义》是“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胡适、顾颉刚对他也有好评。而20世纪学者中,也有因为偏爱考证学而贬低章学诚,称他为“乡曲之士”,孤陋寡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清代卷中就只字未提章学诚。这些正说明讨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确实很有必要,而其“出色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尚待学术界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文史通义》“内篇”从《易教》上篇到《原道》下篇都是有关历史哲学的探索,章学诚显然对此特别重视,所以在编排上置于全书之前。而这些篇章所探讨的问题实则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构成内在的逻辑联系:《易教》诸篇,是他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新诠释,构成其探索历史哲学的基础;《原道》三篇,是围绕历史哲学的核心“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题,乃是他探索历史哲学的升华。

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后,历代儒者对于这些经书所作出的解释,把每一部经典都解释为宣扬封建政治、教化伦理的范本,致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神秘化、凝固化的思想体系之下。章学诚却独辟蹊径,对这些经典作出新解,诠释出经书对于社会发展和学术演进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并且力求引发出新的哲学原理。如,《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说,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记载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治国的实践,而决非圣人头脑天生聪明的产物。《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的规律性知识以教民。又如,在《诗教上》中,章学诚提出,战国诸子争鸣,他们都得六艺道体之一端,而后能恣肆其说,以成其一家之言,如老子说本阴阳,出自于《易》,管、商尊尚法制,出自于《礼》。从文章体裁演变史考察,战国为一关键时期,“至战国而后文体备”,“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这些观点,很受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的重视,并作为论述战国时期文学演进脉络立论之重要依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章学诚将在历史哲学领域作出新探索、总结出新原理,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他在分别对六经作诠释的基础上,又专门对历史哲学问题进行探索,围绕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提出重要的新命题,实现其思想的升华。

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集中成果就是《原道》上中下三篇,因其探索的深刻性和开拓性,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精彩篇章。此三篇作于章氏五十二岁时(乾隆五十四年),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的成熟之作。“道”在传统学术中是最高范畴,其内涵包括讨论世界的本原、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及学术的指导思想等。章学诚一反时人醉心考据、罕谈哲理的风气,力求矫除俗儒嗜古信古、因循保守的思维定势,论证了三项极有意义的重要命题。

一是“道”源于社会实践,逐步演化发展,“渐形渐著”,越来越明显、复杂。

《原道上》极具说服力地对此作了论证:群居的人类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需要问题、居住安全问题,就逐步产生了分工、管理制度,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反映在观念上,“均平秩序主义”也逐步产生、发展;又由于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逐步产生从管理小部落的首领,到管理国家的杰出人物,名目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复杂,君臣制度、各种行政部门、行政区划、封建诸侯、设立学校,都随之形成、发展起来。章氏强调,不论是最初阶段的“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或是其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等制度或观念的确立,都是按照人类生活和生产的演进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都显示出“事势自然”的趋势。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

章学诚提出的观点,虽很朴实,却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并不是圣人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意义深远。章氏的论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又更为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所以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说:章氏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

二是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章学诚极其雄辩地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都是由于事物发展客观趋势推动下“不得不然”的产物:“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顶礼膜拜,认为圣人之教和经书所载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形成泥古、僵化的观点。章学诚针锋相对,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三是论述“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必须革新观念,勇于总结出新的“道”。

这是当中国历史处在大变革的前夜,所提出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认识论的极其重要的命题。由此正表明章学诚在哲学探索上远远高于同时代人。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学者应当树立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他要求学者确立新的价值观,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而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态度,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原道》三篇撰成之时,颇受学者讥议,连平日交游密切的“同志诸君”也不理解其著述旨意。责难的主要原因是觉得“题目太熟”,“袭用前人”,故认为内容与前人所论势必雷同,难有新意。章学诚本人却持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固然,前人所写以《原道》为题者有三篇,然而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论证的问题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训》讲清静、无为、寡欲,一切听其自然。《文心雕龙·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作指导,要体现“道”。韩愈是要捍卫儒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来抵制佛、老,宣扬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学诚的《原道》三篇围绕三个重要命题,深刻地论证作为哲学根本和理论核心的“道”,作为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当时士林因考证风气盛行,而不理解章学诚创立新学说的意义,甚至本能地加以排斥。由此更可认识章氏从事哲学探索的艰苦,也更可体味其超前性的思想成果之格外可贵!

章学诚的巨大贡献,还应包括他对中国学术传统有精湛的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诸多学术领域对辩证法有透彻的运用;推进历史编纂理论,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等。当然章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地方尊古太甚,未能免俗;由于他当时所能利用的思想资料有限,致使其哲学探索的命题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而其论述却不得不采用大量“中古”式的概念、语言,这当然影响其阐发的深邃和严密,也影响别人对他思想的理解和评价。

是金子就要放射出光辉。章学诚期望百年之后获得知音,果不其然!至20世纪初,梁启超处于近代学术潮流之中,对章氏的新观点乃有深切的体会,因而称誉他“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清代学术概论》)。稍后,顾颉刚在其《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中也说:“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按,指学术上迷信古人的风气)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这实在是科学的方法”。20世纪还有两位学者对《原道》篇的成就提出卓见。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章实斋论“道”,与戴东原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两人都主张“道”不能离开人伦日用。而不同之处在于,戴东原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时会不同,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叶瑛在《文史通义校注》中也高度评价《原道》三篇的价值。这些名家都讲出章学诚哲学探索的价值所在,可惜大体上只作了简要的点评,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作深入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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